2016 年 7 月 15 日土耳其軍隊政變歷時一晚失敗告終，是現代土耳其史上軍方政變首次失敗。從世俗主義與政教合一路線之爭的角度來看，恐怕是土耳其走回頭路的分水嶺，事後對政府、教育系統及軍警階層的清算，更從未停止。

2018 年 7 月 18 日，土耳其宣布解除發布了 2 年的緊急狀態，並解雇新一批逾 18,000 名公務員，當中一半為警察，還有 199 名大學學者及 5,000 多名軍人，2 年來合共開除了約 16 萬名公務員。直至 2019 年，仍有軍方直昇機機師及文官因「涉案」被逮捕。清算更蔓延至燒毁 300,000 本學校及圖書館書籍，以及重新命名街道等範疇。

其實，國父凱末爾（Mustafa Kemal Atatürk）「救國英雄」的傳奇定位及對軍隊的倚重，早就種下軍隊地位超然，後來政變「救國」的種子。

軍事奇才成國父 世俗國策作主軸

踏入二十世紀，鄂圖曼帝國再不是兵臨維也納城下，領土直迫西班牙的歐洲夢魘，而是跟遠東大清一樣一落千丈。而凱末爾，就是生於鄂圖曼歐洲領土萎縮，巴爾幹半島諸國獨立的 1881 年。

凱末爾 18 歲時，考入伊斯坦堡陸軍大學。1902 年，他以全級第八名成績畢業，並考進參謀學院繼續深造。3 年後，他以全班第一成績從畢業，晉升上尉參謀。1915 年，時任英國第一海軍大臣邱吉爾有份策劃的加里波利之戰中，凱末爾成功抵擋英軍及澳紐軍團的進攻，守衛國土。（凱末爾在 1938 年逝世前，多次回應澳洲報章，讚揚昔日對手澳紐軍團英勇，可謂識英雄重英雄。）翌年，年僅 35 歲的他晉升准將，奉命趕赴東線對沙俄作戰。

一戰以同盟國戰敗作結，鄂圖曼簽訂條約，允許大片國土獨立成國及成為英法等列強的託管地；軍隊被限於五萬人內；財政由戰勝國監督。凱末爾及一眾民族主義者憤恨不滿，於安卡拉召開大國民會議，建立國民軍，對抗外國軍隊入侵，以弱勝強，屢創奇蹟。

1922 年，凱末爾成功推翻鄂圖曼哈里發。1923 年 7 月，新生土耳其和英、法、意、希臘簽訂了《洛桑條約》，獨立主權地位備受承認。凱末爾依仗聲望及軍隊，施政奉行世俗主義及西化，廢除哈里發制度、因伊斯蘭教而立的法條及宗教法庭等，並改革文字、教育及社會風俗，提高女性地位，首次在伊斯蘭世界建立到世俗共和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1935 年國會大選有 18 位女議員當選，與此同時許多歐洲國家的女性還未有選舉權，1991 年土耳其更選出了首位女總理。

軍方擁兵「救國」終被剪翼修理

凱末爾在生時倚重的土耳其軍隊，在他身故後自命為「國父繼承者」，自 1960 年起發動了 5 次政變「保衛世俗共和」，在國家動盪時干涉政局，曾接管政府至下次大選，亦有成立軍政府把持大權。1980 年政變後，軍方更修改憲法，為行動提供依據，又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雄霸九席中的五席，地位超然。

2000 年代初，聯合政府無力處理經濟危機，民眾失望轉投正義與發展黨（簡稱 AKP），AKP 勝出大選執政。AKP 伊斯蘭色彩濃厚，其前身福利黨（Refah Partisi）於 1998 年被憲法法院取締，被指是反世俗主義的活動中心，埃爾多安在內 70 多名黨員曾被禁參政。但是，AKP 表現親西方，推動加入歐盟，成功吸引外資，帶來經濟景氣，同時逐步限制軍方的干政作風。2010 年，AKP 推動修憲公投，改由文人掌兵，限制軍隊及軍事法庭權力，如遇危害國家安全和牽涉憲法的案件，民事及憲法法院可以審判所有軍方人員。

阻截軍隊政變於萌芽的措施，更從法律依據着手。2013 年國會通過修改常被軍方引用的《軍人內部服務法》（Army Internal Service Law）第 35 條，條文由「土耳其軍隊有責任保衛土耳其國土，及根據憲法而定的共和制度」改為「土耳其軍隊有責任保衛土耳其國土免受外敵威脅，確保軍隊的保護及力量具威懾力，履行國會委派的海外任務，及協助維繫國際向平。」

經濟疲弱人心思變 伊斯坦堡率先變天

然而，埃爾多安專權手段的政治陰霾，加上自土美關係緊張而來的經濟制裁，大大影響他賴以成功上位的經濟景氣憧憬。2018 年埃爾多安連任總統，廢除總理一職，行總統制總攬大權，又任命女婿擔任財長，土耳其里拉兌美元跌至新低。如今，土耳其經濟未見起色，失業率是十年新高的 14%，通貨膨脹從巔峰的 25% 回落但仍高於預期，近期更受疫情打擊，里拉兌美元跌穿 2018 年新低。

2019 年 3 月 31 日土耳其地方選舉，執政陣營「人民聯盟」保住了鄉下地區和小城市，但在野陣營「民族聯盟」奪取了沿海的大城市，更取得首都安卡拉、以及 AKP 把持了 25 年，佔全國人口五份之一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堡之市長寶座。AKP 千方百計向最高選委會申訴，更指責選務人員有三份之一屬志願人士，不是公務員，部份疑有恐怖組織背景。

伊斯坦堡市長重選於同年 6 月 23 日舉行，在野共和人民黨伊馬姆奧盧（Ekrem İmamoğlu）依然勝出，得票率差距更由不足 1% 升至 8%。是次翻盤，伊馬姆奧盧揚言切斷市政府對 AKP 利益團體及基金會每年總值約 10 億美元的補貼。疫情之下，政治角力繼續升溫。在野陣營向中央政府力爭封城，但後者因經濟考慮拖至最後一刻。本年 3 月 31 日，內政部以「非法」為由封鎖了安卡拉及伊斯坦堡市的抗疫籌款戶口，同日埃爾多安推出自己的籌款計劃，引來在野陣營 11 位市長的聯署申訴。繼續發展下去，未知變天會否早於 2023 年總統及國會大選發生？

經濟生計向來是民心背向的關鍵，大多數民眾厭棄政治強人的無能，更甚於威權本質。如今，土耳其民眾藉選舉在市政層面奏起求變先聲，針對在野陣營的打壓相信陸續有來，但大概不會再有自作主張的軍隊「救國」了。至於在體制內翻盤的路到底可以走到多遠，軍隊在關鍵時刻站在哪一方仍是關鍵。變革是換來下一個強人，還是帶來方針及制度的改變，大家拭目以待。